市场竞争与反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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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价格机制是关键

　　传统的观念把基础设施部门排除在市场竞争的体系之外，就是作为命脉部门的经济资源配置不应该以价格机制为归依。基础设施部门的供求远离市场竞价的基本原则，主要靠计划价格加数量配给来调节。结果，我国基础设施部门长期以来就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这实际上已经表明，用行政定价这样笨拙的办法，是不可能在技术变化加速、分工体系日益复杂的条件下，把基础部门与它们形形色色的“客户”有效连接起来。基础设施部门无疑是有特殊性的，但是，它并没有特殊到可以使价格机制失效。多方竞价的体制看起来很“乱”，但惟有如此，才能灵便地调节供求，适应技术和市场千变万化的需要。

　　4、开放市场与竞争主体的产权改革并举

　　在

任何行业里私人公司之间的竞争也会出现竞相杀价、争取顾客的行为。但是，一旦市场参与者的出价在边际上等于其经营成本时，在理论上这家公司就只好退出竞争，因为再低的价格就意味着“亏本”。在市场实践中，就表现为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收购缺乏进-步成本优势公司的资产，引发兼并。或者相对弱势的公司主动转业，另谋出路。这表明，公司资产的产权在市场活动中并不是无所谓的，而是竞争行为的约束。有效的产权制约不但引发有效的市场竞争，而且控制竞争的“度”，并在经济合理的原则下“调整结构”。

　　国有公司的经营权在公司管理层，公司经营好坏与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直接相关（程度依改革的进度而定）。从这一点看，进入巾场竞争的国有公司与任何私人公司是类似的，都具有从事经营竞争的动力。但是，国有公司资产的“老板”是政府（并且分散由若干不同的政府部门按照等级制原则控制），远离市场，难以及时了解市场的变化，决策要经过复杂的程序，并且政府工作人员与政府拥有资产的利害关系非常间接。-旦市场形势涉及资产的价值和安全，政府难以做出灵敏、快捷和合理的反应。在这样的约束条件下，才出现国有公司“杀价直至亏损”的行为，而政府不免在“行政定价的僵化”与“开放价格但国有资本大幅度亏损”这两极之间进退失据。

　　因此，“开放市场与产权改革”必须并举。这里所谓产权改革，就是变清一色的国有公司为股份化公司，而国家不但有必要出让、转售一部分国有股权，而且要考虑出售控股权，甚至全部股权，主动变成小股东或者全面退出。否则不可能从制度上解决上述矛盾。至于是否叫“私有化”，是一个综合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考虑的词汇选择问题，与我们这里讨论的经济行为的约束和逻辑没有任何实质关系。

　　5、在改革中兼顾投资人、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

　　在基础设施部门开放市场竞争的过程中，要在动态中兼顾投资人、经营公司和市场消费者的利益，保证协调发展，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投资人包括政府和非国有的境内外各种资本主体。我国的经验是，政府必须取改善基础设施产业整体投资环境的立场，而不是取仅仅保证政府投资最大回报的立场。政府只有保护所有投资人的利益，才能保护自己作为部分投资人的利益。另外，当代世界强国的政府都是靠税收过日子，没有一个靠政府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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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资本收益过日子。政府靠投资取利，或者把政府资本的赢利目标放在首位，与民争利、破坏市场秩序、动摇民间投资信心，从长远经济增长来看，一定得不偿失。

　　境内外私人资本投资到原本政府垄断的产业部门，有复杂的动机和预期。中国的经验是，香港，甚至欧美主流资本市场都可能在一段时期内，将政府公司的市场垄断权作为投资的目标，并期望借此分享高额的行政垄断租金。但是，一旦政府政策调整，加大市场的开放程度，改变定价政策，原先可预期的垄断公司的高额利润就可能在竞争中烟消云散。就是说，这类投资人除了承担一般的风险，还要承担一项特别的“触礁风险”：他们在做投资的决策时，预期有一大片肥水（垄断利润）将流进他们的腰包，但是等到投资到位以后，不但肥水消失，而且水落石出，使得他们的投资“触礁”。

　　在一个基本市场环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期，“触礁风险”难以避免，如何应对就值得认真研究。矛盾在于，如果强调“投资风险自负”原则，不但容易引发二级市场的股价震荡，而且增加投资人对未来的疑虑；如果“迁就”投资人分享垄断利润的预期，放缓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的步伐，势必抑制市场需求的扩张和消费者利益。我国手机“双向收费”政策的调整引起的香港股市动荡以及后来的“套餐计划”调整了公司、投资人和客户之间的利益，是处理“触礁风险”的一个重要案例。这里最重要的教训是只能在开放市场的总政策下兼顾各方利益。为了矫正预期的偏差，政府应该对基础设施部门的市场开放，有一个总体的规划，像WTO 协定一样，事先公布开放市场的大致步骤和时间表，引导各方建立“市场总要逐步开放”的合理预期，并可根据政策实施的时间表来盘算各自的利益和选择策略。如果时间进程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调整，比如开放的步骤加快或开放力度加大，就应该考虑像新加坡和香港政府提前开放电信市场时的做法一样，给予公司及其投资人适当的财务补助，减少其“触礁损失”。

　　6、逐步改变政府的工作重点

　　在基础设施产业开放市场竞争的每一个发展阶段，政府的作用都不尽相同。我国在这方面的主要经验是，政府审时度势，确定不同阶段的不同工作重点，尽最大努力消除行政惯性和利益惯性的不利影响。同时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形势要求，改变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的权力分配、机构设置、干部配备和对政府官员的素质要求。

　　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实际做法是政府包办命脉部门的投资和营运，所以，要开放这些关键产业部门，非由政府来充当“第一推动力”不可。我国民航、电信体制已经发生的改革，铁路等部门正在酝酿的改革，无一不是由政府主动发动的。经验表明，一个具有改革开放意识的中央政府可以凭借其权威大大节约解放思想、提高共识、采取实际行动（而不是空发议论）的成本。中央政府开放市场的坚定决心和意图，是调动各方积极力量的基础。共4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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